文/包献珍

禹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有根有据的，悠久到从黄帝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说文化灿烂是中华文化发源地，比如黄帝文化、夏禹文化、书法文化、画圣文化、陶瓷文化、中医药文化。这些皆为历史上曾经辉煌璀璨过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而有些文化是潜在的文化，比如有种叫谋士或智囊文化也一脉相承地存在着。本文把大臣上奏给皇帝的“谏”、“疏”、“奏”、“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策略，被皇帝采纳后，产生了十分灵验的效果，且在推动历史前进、对当时人民群众利益起到积极作用，进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称作“国策文化”。因为这些文化不是为某人、某国体、某地方，某部门而谋略，而是为一个国家的首脑、皇帝进谏谋略。况且这些谋略为皇帝采纳后，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治国效果。这些禹州籍人的谋略在历史前进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属于先进文化。故拙文第一次称其为“国策文化”也是有此特殊含意的。

早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历史上出了个生于轩辕丘名曰轩辕的人，轩辕丘正是当时天地之中的距颍水很近的具茨山中的土山丘。为什么华夏传统时代轩辕出生、成长、生活、活动、治理国家长期在具茨山？这是有其原因的。史料证实，夏代人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有了凿井技术后人们才可以在平原地区居住、生活，在这一技术发明之前，人们必须生活在依山傍水之地，山林提供食衣，山泉提供饮用水。人们才能存活。否则，衣食住行都无从谈起。黄帝是一个贤名的君主，当时天地之中的人大鸿、方雷就是黄帝的重要智囊，大鸿为黄帝作占卜和气象观测，具茨山至今有两个大鸿寨的山名，方雷为黄帝发明了粮食和加工用的石臼，在这些钧地人的智慧发酵下，黄帝时期有很多发明，比如文字、医学、算学、舟车、鞋帽等。

大禹时期，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天地之中，大禹治水有一个群体，充分发挥这个君命的智慧，到大禹被推举为帝王时，古夏地的智士就更多了，因为豫为天地之中，中心的中心是古钧台。古钧台就在今禹州，可以说豫州精英多为大禹所用，而禹时期的国策谋士更多，夏历、水利、稼穑、养蚕、铸铜、法律、渔猎等方面的谋划，可以说让禹成为千古一帝，让大禹治水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个大事件的第一件。

历史到了春秋时期，在韩国之都阳翟（今禹州）出了个学识渊博，智慧过人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著有《韩非子》，55篇10.6万字，可以说是国策文化的重要著作。这本书传之秦国，秦王赢政读了其中的《孤愤》、《五蠹》两篇，十分激动，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想方设法把韩非子引渡秦国，为秦王所重。秦王正欲用之强国固本，统一天下之时，误信李斯、姚贾谗言，加害韩非，待秦王想明白后赦其罪，韩非已卒，秦王悔其晚矣。然而，韩非联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和慎到的“势”治诸思想，提出“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君主统治国策，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有学者在研究韩非的治国之术。

秦时出了个阳翟大贾吕不韦，他以商经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国策文化的代表人物，他通过一字千金悬赏而成就的《吕氏春秋》，汇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成为秦始皇建国治国的重要思想武器，实践上从“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出发，进入政坛，以致于带来成为“谋国之相”的丰厚盈利。子楚继位，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吕不韦继任相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是头一份，一方赢利为“仲父”，一方净赚为拥国“巨贾”，又拥有《吕氏春秋》版权的美名，后人称为“商圣”，国策文化在吕不韦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国策文化体现的人物就更多了，也有出类拔萃之人。其代表就有汉留侯张良。战国末韩都阳翟（今禹州人），汉“三杰”之首。张良在名传千古的“鸿门宴”上，为刘邦设计了留得青山在、攻心暂保、走为上策等一系列锦囊妙计。这是张良为中国历史上的国策文化书写的浓重一笔。后来，刘邦暗度陈仓，张良为其献计献策，用两封书信，为刘邦打下汉中立下千古功勋。“下邑之谋”一举扭转楚汉战争的局势。在后来的韩信用兵自重，鸿沟和谈中，张良两次力谏，力避刘邦决策失误，使刘邦终定天下。汉代立国后，刘邦又在国都定址，安抚功臣等事件中上谏国策大计，终使西汉大定，强本因基，成为天下一统的强大帝国。

历史上的贤达之人，他们居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成为创造国策文化之士，他们用自己过人的智慧和本领，过人的胆略创造了历时久远、蔚为壮观的属于一地时尚的国策文化，使中国的历史多了一些文明，少了一些野蛮，多了一些稳定，少了一些动荡，他们创造了一种文明的历史，值得今人挖掘、分析、研究、利用，以利于实现“民富、国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同时，国策文化还无可争辩地证明：阳翟自古为人才之渊薮。其山崔巍以嗟峨，其水浃浃以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且声溢四海，施及万年。非一方之彦，一时之秀也！（清《禹县志》）。

在国策文化的原创者、传承者、改新者，完善者中，张良是少有的人生完善者，他生前辉煌一生，没受奸臣迫害，又功成身退，荣耀一生，明白一生，潇洒离世，流芳千古。

无独有偶，在西汉还有位时人称“铁御史”的国策人物，为阳翟（今禹州）城南晁喜铺村人。自幼苦读，擅长“刑名之学”，三十岁前便被汉文帝命名为太子刘启的老师。担起储帝老师之职，对治国之策大有研究。著有《贵粟疏》、《举贤良对策》、《言兵事疏》、《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朝野上下被其渊博的学问所折服，后被帝认为是“智囊”。他的许多疏奏，在今天看来还是国策中的精华，其文章入选大中专、中学教材，有些语句耳熟能详，如“仓廪实而知礼节”、“一日不食则饥，岁终不添衣则寒”、“谷贼伤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晁错提出的一系贵粟赏边，削藩善法的国策，几乎被皇帝原封利用。由于他智囊作用的威力之大，以致于吴楚七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唐代褚遂良。由于先秦、两汉历时长，在禹州这块土地上逐渐形成的忠臣、国策文化已蔚为大观。后人竟象效仿，到了隋唐时期，又出了个褚遂良，褚遂良祖籍禹州人。这丝毫不影响其籍贯古阳翟（今禹州）的历史事实。褚遂良在隋代就开始为官，到唐代便成为开国重臣，他不仅有创造国策的智商，同时他作为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友，其书法也名重当朝，开宗立派且流芳千古。遂良在朝时上谏皇子留京师振立经学，训之礼法，为太宗采纳。遂良谏立太子，皇帝纳谏立晋王治为太子。又因谏太宗和亲薛延陀被采纳，而进黄门侍郎，参察朝政。他既是开国重臣，又为托孤之臣，所创造的国策文化渗及书法艺术领域，是禹州历史上创造国策文化的书法重镇。

五朝元老马文升。谏臣马文升能文能武，能在朝中长兴不败，不能不说是禹州国策文化的一种奇迹。马文升所创国策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不只是进谏，而是实握有倾国大权，他刚正不阿，为了朝廷，他不怕身败名裂，粉身碎骨，协助多位皇帝驱佞臣，裁太监，革皇亲，撤军官。同时还非常体恤黎民百姓，在自己家乡受灾时，为了减免赋税，先在禹县的重灾区建造无梁庙，视察百姓生活的皇上问及房为何没“梁”时，马文升巧妙用谐音说出此地无“粮”，百姓吃不上粮怎么交皇粮，皇帝只好说“既然无粮，只好免去罢”。因此禹县人减免皇粮，得以无饥。无梁庙遗迹传之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马文升国策文化的活化石，这难免有传说的成分，但他折射出历史，折射出国策文化之人的睿智、风趣、胆识。古代人的进谏，一般是靠身份直谏，上疏奏折，写书信，靠生命死谏，著述立说劝谏等，而当今也有靠媒体间节发表看法，得到国家首脑认可经批示合成为治国良策的。

国策文化在禹州历史上已经成气候，只是没人研究，没人概括。任其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代，禹州仍有善于思考之人，当时一个国家大事的人看到知识青年下乡的新生事物，感到有好处，便写出了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锻炼，既有利于一代人成长，又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负担，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毛泽东主席读到，便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批示，全国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度成为时尚。现在经过上山下乡煅烧的这部分人，有的确实成为国之栋梁，在当今的政治局常委中，占绝大多数常委，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在社会中，担当要职现已退休的，在文化界、知识界、科技界成为栋梁臣擎的大有人在，这不能不说是国策文化所起的后续作用。

创造国策文化的人，也担当着多重风险，一是所创国策能否合帝王之意，能否对当时的民众有利，能否推动历史前进，有何风险都必须考虑进去，否则也有风险。因为自古“伴君如伴虎”稍有不合帝王旨意，便遭杀身之祸，这些例子屡见不鲜，就是被皇帝采纳，产生巨大作用，因为正能量，献计献策者也只能是无名、幕后英雄，功高盖主的算不到智囊头上，而一切负作用，执行中的变形走样所产生的罪过，自由出谋划策者承担，自古谏臣好下场的不多，商秧、韩非子、吕不韦、褚遂良的后果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禹州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不少贤达之人，用自己的卓越智慧创造了留名青史的国策文化，成为光耀千古、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

编辑丨孙帅

转载请注明来源：禹州市三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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