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中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是最早的中国。

《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东汉班固《两都赋》称光武帝建都洛阳为“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称洛阳“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奏”。宋代李格非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因“成周雒邑”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也应该是后来河南省地区称“中州”或“中原”的由来。

“河南”正式作为行政区划，应该是始于汉代“河南郡”。战国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年)，秦于河洛地区一带置三川郡(以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故名)郡冶雒阳(今洛阳市东北，即汉魏洛阳故城);汉二年(前年)，西汉高祖刘邦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治雒阳，辖雒阳、河南(汉置县，治王城)、偃师、缑氏、平(偃师西北)、平阴(孟津东北)、新成(伊川西南)、谷城(新安东)、巩、成皋、荥阳、京、卷、新郑、密、阳武、原武、中牟、开封等22县。大体相当于古河南地，也即河洛地区(关于河洛地区的范围，一般指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这一区域)中东部一带。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改河南郡为河南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也原指洛阳一带。

“中国”一词，曾见于《尚书·周书·梓材》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也见于《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小雅·六月序》中：“《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还有其他早期典籍等。但“中国”一词，最早而又可靠的应是见于年陕西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文中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等语。何尊为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青铜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由全文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洛阳一带。

对于“中国”一词的由来及意义，许宏先生曾作过具体的研究和解读。“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最早的‘中国’应当就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地区”，(何尊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最早的一座大都邑”。“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约为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前半叶，即公元前～前年，相当于古文献中夏、商王朝时期。著名的‘二里头文化’即由此而得名”。(许宏《最早的中国》)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自古以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心。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而中原的核心则在河洛地区、在洛阳。这种“以洛阳为中心”的观念或心理情结，对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国家的稳定、巩固和统一，已经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文明原点

“文明”或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曾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蒙昧时代，二是野蛮时代，三是文明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摩尔根的观点。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也就是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是从黄帝开始向文明过渡的，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时期，而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中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河洛地区诞生了夏文化和我国最早的朝代夏王朝，是神州大地人类社会的质变，标志着这里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皇帝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观点有二：一、仰韶文化中晚期为黄帝时期文化;二、龙山文化前期为黄帝时期文化。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尤其是和中国文明形成关系重大的河南龙山文化，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中原大地为核心地域的。

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以古洛阳辖域内陕县庙底沟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为代表，豫西、豫中、晋南、陕西东部均有分布。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二期则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

河南龙山文化，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下接二里头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的解体期。

二里头文化，以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分布在河南大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核心区域是豫西伊洛河流域，中心遗址是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寻阝。考古学家刘庆柱认为，“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根据国内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夏文化已经形成了古代文明，已是早期国家的考古学文化。”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以及四大古代文明，即中国和中国文明、古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和埃及文明、印度和印度河文明。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指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是两个大的文明体系，它们是独立起源，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体，位于黄河中下游之交地域的河洛地区，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地区，是三皇、五帝活动以及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中心地区。当时这里的河洛文明或河洛文化，包括仰韶文化(约公元前-前年)、河南龙山文化(约公元前-前年)以及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约公元前-前年)、商周文化，都是当时神州大地上最先进的文化，是当时黄河文明、中国文明的核心和代表。因此可以说河洛地区与河洛文明就是中国文明的原点，河洛地区就是产生、形成东方文明体系的“根基”或主要“根基”。

文化根脉

以洛阳为核心地域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这已经是广大研究者的共识。

有关古籍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

周公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仪制度，形成当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创立了当时国家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礼，包括了有关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等种种典礼仪式以及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准则，而不同的典礼仪式，则需配以不同的乐舞，这就是“作乐”的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对巩固周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成王、康王之时，天下安宁，40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范文澜说：“在孟子之前儒学就是礼学”，因此更重要的是，周公在雒邑“制礼作乐”，开创了儒家学说，至少是开创了儒家学说的初基。正是因为周公封于鲁、周公后人治理鲁，故鲁国成为保存西周典籍及文物制度最多、最丰富的国家，成为周公思想、儒家思想根基深厚之国，所谓“周礼尽在鲁也”。后鲁国诞生孔子，孔子向往周，故又有“孔子入周问礼乐”之事。就是说，孔子不但长期受周文化熏陶，还不远千里到周王室学习。在此基础上，孔子倾毕生精力，丰富、发展、弘扬周公开创的儒家学说，整理编订《诗》、《书》、《礼》、《易》、《乐》等古代典籍，兴办教育，诲人不倦，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儒家学说起源于洛阳。

道家学说诞生于洛阳，周王室史官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学说和道教的鼻祖。

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白马寺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中国第一古刹”。

魏晋玄学兴盛于洛阳，代表人物有何宴、王弼、嵇康、阮籍等。

宋明理学创立于洛阳，二程兄弟就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自中国原始社会解体、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先后出现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学、玄学、理学这五大学说学派，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形成和决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品格”，对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诞生、成长、繁荣、传承于河洛地区的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除五大学说学派外，不少研究者还对这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五帝文化、河图洛书、制度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以及诸如史学、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科学技术、医学、建筑、园林等进行探讨研究。“河洛文化正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

在说到五大学说学派时，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即曾经对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所谓中国“三大教”，即孔教、道教、佛教，都和洛阳有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所以洛阳应是名副其实的“三教祖庭”。

河洛文化所体现出的精神，如辉煌大气、厚重深沉、谦谆和谐、兼容并蓄、刻苦耐劳、崇文重教、明达智慧、尊祖睦亲、爱国爱乡、团结御辱、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天人合一”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圣地

所谓圣地，一般来讲，或指在宗教史上有特殊意义而为宗教徒奉为神圣的地方，如伊斯兰教的麦加、麦地那，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等;或指在革命史上有重大意义和重大作用，如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等。但作为民族圣地，她的特殊意义和特殊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形成、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

我们知道，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也是世界范围内人口最多的民族，“达十二亿五千万”，曾经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汉族的前身，则是华夏族。

《国语·晋语四》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有蟜氏生活在哪里?《山海经·中次六经》载：“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蟜氏应是以骄虫(即蟜虫)即蜜蜂为图腾的氏族。根据《山海经》所记平逢山地望，应即生活在今洛阳以及新安、渑池一带。

《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曰：帝俈(喾)有四妃，元妃曰姜女原，生后稷(周先祖);次妃曰简狄，生卨(契，商先祖);次妃曰庆都，生放勋(帝尧);次妃曰常仪，生帝挚。

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卜辞中证明，商朝认帝喾为高祖，祭礼非常隆重，帝喾可能是实有其人”。

帝喾族就生活在以伊洛平原为核心的河洛地区。《水经注·汳水》阚马因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括地志》云：“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居，盘庚亦徙都之。”至今偃师市境内仍有村名叫“高庄”(古名高辛庄)，当和帝喾居偃师有关。该村内关帝庙中保存有清代修庙碑二通，文中就有“帝喾都亳遗址”的相关内容。

夏族主要活动于河洛地区，史籍也多有记载。偃师二里头“夏都斟寻阝”的发现，以及年进行大规模发掘的登封王城岗遗址，都进一步证明了夏族先民、夏王朝以河洛地区为活动中心。

商、周均建都“河洛之间”，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及述及。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群体，一个民族一般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及心理素质等。这些观点，至今仍被民族学界所广泛沿用。

“《山海经》、《大戴礼记》等书记载古帝世系，不管如何分歧难辨，溯源到黄帝却是一致的。历史上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按照左丘明、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大家的观点，五帝同根，三代同源，从黄帝开始，生活在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大地的众多氏族、部落，在漫长的时期内，通过相互通婚、结盟、通商、战争等多渠道、多层面的交往过程，相互渗透融合，在语言、经济、文化、心理等等方面渐趋一致，最后形成了华夏族。

《说文解字》云：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指河洛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华夏等作为民族名称，正式见于史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了，华夏族的形成，正是大秦帝国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之一。汉代，汉族形成。更后来的“中华民族”一称，则涵盖了我国境内的所有(56个)民族。

多姓源头

洛阳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因而也是中华姓氏的重要起源地。

起源和洛阳有关的姓氏，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洛阳是姓中主支的起源地，如禇姓、甘姓、费姓、邬姓、缑姓;二、姓中主支和非主支中的若干支起源地在洛阳，如李姓、王姓、刘姓、程姓、潘姓;三、姓中非主支的一支或数支起源地在洛阳，如陈姓、姜姓、朱姓、杨姓、苏姓。这三种情况合计，源于或姓中一支、数支源于洛阳的姓氏，至少在个以上。

黄帝故里在洛阳，黄帝的主要活动也在以洛阳、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大地。据杨静琦先生依据《世本》对黄帝后代的粗略统计：黄帝有子25人，得姓者有12姓。从黄帝时代到先秦时期，黄帝直系子族发展到个属地(方国、诸侯国)，共分衍出个氏。这些黄帝后裔繁衍的姓氏，是当今中华民族姓氏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静琦：《客家姓氏，根在中原》)。而黄帝及其后裔繁衍的姓氏，都应和洛阳有渊源关系。

据赵保佑、刘翔南先生在《洛阳姓氏文化资源亟待开发》一文中的初步统计资料称：中国自古至今出现过0多个姓氏(现在仍在使用的至少有多个)，在宋代启蒙读物《百家姓》收录的数百个姓中，后人标注其郡望在河南省境域的达姓，居全国之冠。洛阳地处中原地区的核心部位，也是中华众多姓氏的主要发源地。经初步查证，历史上发源于洛阳及所辖市、县的姓氏达多个，居全省各市首位。

偃师市地处伊洛河两岸，为洛阳市下辖九县(市)之一，是驰名中外的华夏第一王都——夏都斟寻阝和汤都西亳的所在地。据《偃师姓氏源流》一书提供的数字说：在偃师市现用的姓氏中，源出偃师、或姓中一支源出偃师的个姓;另有94个姓源出偃师市，今在偃师市已消失不存，两项合计，源于偃师市的姓氏多达个。(王西明、高献中、康仙舟主编：《偃师姓氏源流》)

按照最新的排序，人口最多的前五个姓分别是王、李、张、刘、陈。有人统计，这五个姓的人口共计3.5亿多。这五大姓中，王、李、张、刘四姓中主支、陈姓的一支均源于洛阳。

如李姓。李姓主支源自嬴姓。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说：“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利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为陈大夫，家于苦县。”引文中的颛顼，为“五帝”中的第二帝;“大理”，古代官名;“伊侯之墟”，伊侯曾居住过的地方，应在伊水附近，正是在这里，“改理为李”，正式诞生李姓。至李利贞十一世孙李耳，曾长期生活在洛阳。

另一支为少数民族改姓。孝文帝在洛阳，下诏改鲜卑族叱李氏为李姓。

王姓。王姓主支源于姬姓。东周灵王太子姬晋，因犯颜直谏周灵王，被废为庶人，其子姬宗敬，曾任东周司徒，世称“王家”，后人以王为姓。其后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均系此支之后。另周平王之孙姬赤之后、东周考王弟桓公之后也先后以王为姓。

另一支为少数民族改姓。北魏孝文帝在洛阳下诏，将鲜卑族可频氏改为王姓。同一时期，高丽族中的拓王氏、羌族中的钳耳氏等也改为王姓。

刘姓。刘姓主支源自祁姓。据《元和姓纂》说：“帝尧(姓祁)陶唐氏之后，受封于刘，裔孙刘累，事夏后孔甲。”又据《括地志》云：“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乃刘累之故地也。”地在今偃师市缑氏镇南一带。西汉刘邦、东汉刘秀均此支刘姓之后。

另一支源自姬姓。东周时，周顷王封王季子于刘邑，建刘国，后裔以刘为姓。刘国故城在今偃师市缑氏镇西南陶家村。

再一支为少数民族改姓。孝文帝在洛阳下诏，改鲜卑族独孤氏为刘姓。

陈姓。一支为少数民族改姓。孝文帝在洛阳下诏，改鲜卑族侯莫陈氏为陈姓。

年，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洛阳市志·人口志》出版，该书列举了“源于洛阳”(或姓中一支、数支源于洛阳)的姓氏，今抄录如下：

李、王、刘、周、杜、程、司马、司、袁、陆、褚、成、尹、林、毛、窦、雒、甘、滑、伊、蒯、安、解、方、茹、元、艾、敖、卜、丙、毕、亳、薄、鲍、成公、车、晁、陈、豆、狄、带、单、牒、翟、阿、伏、扶、房、封、封人、副、费、干、公帅、甘士、甘公、古、苟、骨、宫、高、葛、缑、邗、何、和、胡、侯、纥、扈、惠、浑、贺、汉、韩、九、郏、眷、几、靖、稽、畿、可、柯、库、康、寇、吕、利、连、留、娄、鹿、梁、禄、路、闾、楼、寮、黎、励、骆、卢、潞、镏、芦、罗、兰、明、门、莫、马、穆、年、赧、瓶、偏、裒、仆、潘、乞、仇、丘、奇、泉、秦、汝、如、辱、上阳、山、石、史、叔、是、俟、帅、索卢、师、宿、瘦、萨、树、拓、拓王、桃、徒、万、王孙、武、屋、乌、邬、温、西周、校、奚、乙、于、云、引、延、羽、偃师、(云)、杨、阎、严、朱、柱、俎、昝、祝、展、梓、甄。

以上共计个姓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不全或其它种种原因，这个姓氏录会有遗漏之姓。

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与洛阳姓氏。

孝文帝在洛阳实行汉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变鲜卑姓氏。

像孝文帝那样把改姓作为国策，在上百万人口中实施，是绝无仅有的。孝文帝的这一政策，使中华姓氏重要发源地的洛阳又成为众多原有姓氏转改为新姓氏的起源地，洛阳、河洛地区遂成为更多姓氏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这对中华姓氏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东北、华东、豫东、豫南等地迁入洛阳大量人口，直接影响到洛阳及河洛地区今天的姓氏。

千年帝都

前已提及，《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

左思《三都赋》曰：“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故称洛阳为“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故都”。

在中国八大古都中，以洛阳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二里头夏都斟�帘怀莆�“华夏第一王都”;沿洛河由东向西一线，在50公里以内，保存下来五座古代都城遗址，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仅见的;北魏洛阳城范围约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在前面提到的十三个朝代中，究竟西周是否建都洛阳，曾引起人们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