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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包献珍、朱晓路 国策文化在禹州的发源很早，且历朝历代又屡传不衰。所谓国策，就是由文人大臣提供给皇帝的疏奏表等，在皇帝御览后又作为钦定决策颁布实施。 在禹州历史上，夏邑出现领兵打仗的将军武官少，而文官且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多被皇帝采纳进而制定为决策的谋士数不胜数，不少文臣成了皇帝的智囊，其著述立说成了各自侍奉帝王的建国立国理论基础。如黄帝时期的大鸿、风后、广成子等。 韩非子融合各家形成其法家思想的理论，在当时曾为帝王建国强国的理论基础。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成了秦始皇建国治国的理论武器。汉留侯张良，成为西汉帝王的重要谋士，为帝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晁错的重农思想，不仅为其所侍奉的帝王所采用，而且为历代帝王，以致于今日的国家首脑所高度重视。唐代褚遂良成为唐太宗之托孤之臣，为贞观之治贡献力量。明代的五朝元老马文升，为五代帝王出谋划策，且奏之有准，准之产生奇效，他用智慧为明代的内政外交立下赫赫奇功。 这些历史臣匠为推动时代发展，为民众谋取利益立下丰功伟绩。他们的计谋进而变成帝王决策，产生了安邦治国益于民众的良好效果。 这历代贤良的禹州籍文臣所提供的智慧之策，经皇帝定夺成了国策，因而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又传承时代久远，以致于被历代禹州人所推崇，形成了“致吾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传统观念。因而禹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历代朝堂重要事件多与这种国策文化有关联。这种文化是隐性的，它是通过对历代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入分析研究而得的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文化大观。 编丨孙帅 转载请注明来源：禹州市三都文化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