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世诚

禹州人杰地灵，代有精英辈出。但至民国时期（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似乎精英愈来愈少，这是由于缺乏研究产生的一种错觉。

笔者稍加梳理，发现民国时期的精英仍是颇多。

诸如，在政治方面，有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并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宋聘三（-），他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年在开封刑场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还有在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指导下，年在禹、许交界农村开始创建中共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他们在禹州点燃起了共产主义星星之火。

还有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声援辛亥革命的宋庆鼎（-），也是从禹州走出的一颗政治名星。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禹州西、北部开辟抗日根据地，许多农民参军参战、流血牺牲。

还有一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他们都是抗战精英。

此时在禹州城内槐荫街王家的“国军一门三将军”，以及日本侵略军侵犯禹州城时，和禹州兵民一起抗敌并受伤挂彩的县长侯慕彝，他们也应享有“抗日老战士”之誉。

在经济方面，有一批著名的老字号，如“恒春”、“三德合”、“豫兴隆”、“成记”、“五福恒”等背后都有成功的企业家、实业家、商业家，为繁荣禹州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有神垕的卢氏兄弟等钧瓷名家和中药材加工、炮制工匠师傅等等，都可堪称那个时期的精英。

但笔者在此着重记述的是，至今还未被禹州学界足够正视和重视的民国时期所涌现出的一个文化精英群体。

一

所谓“文化精英群体”，是指有一群以文化结缘的文化人。

他们没有一个组织形式，更没有明确的章程，他们大多是以文交友，学兄学弟相称，常借饮酒作诗写画而发心声，以著书立说为己任，以自己的才华和学问发挥社会影响力。

此文化精英群体的产生和形成，要追溯到清末曹广权来禹主政时期。曹广权（-），湖南人，与著名维新变法学派康有为、梁启超同时期举人，不保守、不僵化、思想进步。至年任禹州知州，大力推进维新变法。年创“颍滨经舍”，废除只读“四书五经”旧式教育，引进数理化自然科学教学内容，开创现代教育新天地。

“颍滨经舍”聘河南省著名教育家、进步学者李敏修为舍长，招一批进步学者为教师。经舍一时成为培育和集结禹州文化精英的基地。

年，“颍滨经舍”继而发展成为禹州初级师范学堂和高级小学学堂，相继培育出了数百名毕业生，还派出多名才俊留学日本，形成禹州现代文化教育的一支骨干力量。

二

这支文化精英群体，大致由三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组成。

最顶层是清末禹州知州曹广权和“颍滨经舍”舍长李敏修等老年知识分子组成。

年，曹广权从禹州离任后隐居上海，但他一直甚至指导着禹州新文化的发展，他和他的兄弟曹广祯、儿子曹典初一直和禹州的文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年，曹广权在上海逝世，其遗体应禹州乡民请求，于年葬于城西坞头垆村，并在张良洞景区修建“去思亭”和树碑纪念。

另一位长者李敏修也是把一生都献给了禹州的文化教育事业。

他是豫北汲县人，早在年中进士后就来禹州讲学传播新思想。曹广权请他任“颍滨经舍”舍长，培育了一批新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第三次来禹，促成了汲县多所中等教育学校迁禹，在禹州教育史上出现了罕见的繁荣时期。古稀之年的他在禹州居住六年，团结和带领一批青年文化精英，组织成立各样文化社团，歌颂抗日英烈，弘扬民族自信，直至年在禹逝世，享年78岁。

在曹、李两公的带领和影响下，这支文化精英的中坚力量是以“禹州文人三杰”王棽林、陈嘉桓、田春同为代表的一群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三人早在李敏修第一次来禹讲学时就尊李为师，李称赞他们才华出众，谓之曰“禹州文人三杰”。王棽林（-），字槐三，清末举人，留洋日本，思想解放，学问渊博，人称“中原霸才”，他全力支持曹广权的新政，是曹的得力助手。陈嘉桓（-），字肇卿，清末拔贡，留洋日本，通史善文，著述颇丰，曾首任禹州初级师范学堂堂长，他也是曹官新政的拥护和支持者。田春同（-），字嘉轩，清末举人，长期在河北汲县讲学任教，回禹后在故乡沙陀李村建“肥园”别墅，遍植梅兰竹菊，集聚同好，探讨学问，拼击时弊，时为禹州文化精英们活动基地之一。民国时期，以王、陈、田三人被公认为禹州文坛领军人物。

在此“禹州文人三杰”周围，还有一批文化积极分子，支撑着禹州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诸如“颍滨经舍”改为初级师范第一届毕业生的张朝抡（-），后成为禹州教育界名师；“颍滨经舍”肆业生杨子明，在禹州朝阳门清真寺开办义学并兼任蒙塾之师，也很有名望；禹州师范首届毕业生张本裕，于年任禹县师范学校校长，桃李遍禹；禹州师范首届毕业生魏朝选、赵端阳他们都是禹州民国时期的名师，对禹州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还有王棽林在《民国禹县志序》中所记的一批学子，如：胡文甲，字鼎臣；张凤鸣，字岐瑞；安丙炎，字南轩；郭振铎，字徇卿；王景曾，字孝先等等。他们都是王、陈、田“禹州三杰”的追随者，在禹州文化事业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们都可堪称禹州民国时期文化精英群体的成员，其总人数约在百人以内。

三

这个群体的主要贡献和业绩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开创了禹州现代文化教育事业。自“颍滨经舍”起，在禹州逐步废除了陈旧的、封建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育体系，开创了现代的学堂教育，从初级师范学堂、小学学堂进而发展为小学、中学、职业中学、女子中学。民国十二年（），禹州共有普通小学学堂99所，女子小学两所，这些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与上述文化精英群体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或是文教的行政领导或是名师，其功不可没。至抗日战争爆发，在此精英群体的撮合下，汲县一批省立中学迁禹，一批私立中学建立，使得禹州的中等教育得到空前繁荣。

二是撰著并留下了一大批文史著作、文学创作、文献资料。有王棽林、陈嘉桓、田春同主篡的《民国禹县志》，调动数十名学子，呕心沥血，费时十七年，写就了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巨著。此著集旧禹州志书之大成，可堪称旧禹州的百科全书，它以丰富的史料奠定了禹州为“夏都”、“药都”、“瓷都”之历史地位。此著在战乱频仍、经费困窘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终于诞生，充分反应了这群文化精英的英才之气。

此外，王棽林还留下了卷的《民史传》、《角山文集》、《畏秋楼诗稿》、《家训》、《读史随录》、《遣日录》、《孟子学案》等等。陈嘉桓一生著文也很多，杂文、诗辞、评注、笔扎具善，还替人撰写过许多墓志铭表。刊印出版的《循陔楼文集》，流传颇广。田春同著有《周易法何》、《周易集说》、《诗经讲义》、《六深精舍诗文集》等，约卷。与该文化精英群体联系紧密的杜希春（－），是一位剧作家，著有《同袍恨》、《驱癖验方》（禁烟）、《小寡妇上坟》、《红绣鞋占课》等10余部剧本。这些文论是我禹州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关心社会民生，牵挂百姓安危。这批文化人以自己的影响力还经常替民申冤求助，做了许多善事。

他们单独或联名上书主管衙门，加强剿匪反霸，赈灾度荒，修路搭桥等等，广得民众赞扬。

四是自曹广权始，这批文人还热心于现代实业的开发和经营。他们既推崇教育教国，也实践实业教国。他们参与三峰山煤矿的开发和经营，不仅在禹州而且在河南省都属领先和创新。

四

我们肯定这一群体的历史地位，并非对其每一位成员在每时每地的所有作为都持褒扬态度。

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局限性，不可一概而论。在这一时期，禹州政治风云多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错、交替，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面临着许多考验的关口。有的过了这一关而未必能过那一关，有的过了那一关而未必能过这一关，凡此都属正常。

我们今人应秉承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折，不可简单粗糙对之。

五

整理和记述禹州民国时期这一文化精英群体资料，让我们记住他们对禹州文化发展的贡献，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体现了历史的公平和公正，也使禹州的文化血脉不致于出现空白和断层。

这个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的一些所做所为，也为我们今日禹州的发层提供了许多启发。

比如，曹公广权和李公敏修他们都不是禹州人，但他们对禹州的文化发展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把禹州当成自己的故乡，为禹州献出了一生心血，甚至把老骨头也留在了禹州，这一点非常令人感动。

毛主席曾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曹公和李公这两位非共产党人做到了这一点，而今被派往禹州的共产党人就更应该比曹、李二公做得更好。

这一群体中还有许多人，并不长居故乡，而是在外乡供职。但他们不忘故土，热爱故乡，身在异地仍时时念及故乡的发展。

在“禹州三杰”编著民国禹县志的岁月中，嘉桓、春同在豫北汲县担任着公职，有一摊公务压身。他们只好在业余时间从汲县图书馆馆藏的文献上摘抄、复制有关禹州的资料，以丰富禹州志书的编写。春同成箱成箱把资料运回禹州，嘉桓每遇公假便赶回禹州埋头撰写，坚持十数年终成大业。

民国时期禹州的这个文化精英群体，给我们今日的禹州提供了榜样。我们期待着外来的干部，能像曹、李两公那样，为官一任，留一任业绩；禹州人也像敬慕曹、李二人一样敬慕他们。

禹州在外的学人众多，有大学问的大能人也不在少数，我们希望他们像陈、田那样不忘故土，为故乡的发展做出贡献。

来禹州的非禹籍干部，与在禹的文化工作者和禹籍在外的老乡合力振兴禹州，禹州文化必将大放异彩！

编辑丨孙帅

转载请注明来源：禹州市三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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